“三多土皇帝”为何多？

　　漫画：王进城

　　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信息称，“近日，经四川省委批准，省纪委决定对雅安市委原书记徐孟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立案检查”。多家网站在报道这一消息时，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徐孟加端坐会议桌前的一张图片，在其背后，是“人民服”三个字。虽然这明显是对“为人民服务”几个字的无意截取，但它似乎的确与徐孟加打“皇帝球”建立起了某种意味深长的逻辑。不过，这样的表达还是稍嫌晦涩，远不如“徐三多”的称号那样直白干脆。媒体均不介意这样报道：因为钱多、房多、女人多，徐孟加被人称为“徐三多”。在此之前被查处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，同样被舆论封以“三多”名号。有鉴于此，署名“小叮当”的论者撰文感叹：“三多”型书记能否“少”一些？

　　徐孟加到底有多少钱、多少房、多少女人，媒体显然还没有得到更确切的信息。但是至少有这样几件事，可以被媒体津津乐道：打“皇帝球”，也就是打球的时候对手“只许输、不许赢”，“谁要是敢在他们身上犯个规，他们立刻对场下叫嚣，‘查查看犯规者是不是流氓黑社会’。”顺便还把一名陪练女提拔为副县级官员；在体育馆内设“宴会厅”，把茅台倒入矿泉水瓶，以对抗“八项规定”。当然媒体同样乐意提起关于“徐三多”的两件事，一是芦山地震期间央视连线时，徐孟加因“说套话”被主播打断，并被指“溜须拍马”。二是今年初，徐孟加曾遭举报，“徐三多”之名也就在当时从网上流传开来，但对网络举报，雅安市政府指传闻是“个别人士无中生有”。

　　对于媒体能够报道的相关事实，敬一山在海外网评论说，这几乎是贪官落马后的“保留曲目”。每个贪官被立案调查后，媒体都能挖出其在任时的种种劣迹。相比于巨额贪污受贿，有些劣迹也许只能算是“小恶”；一般贪官落马，也多是因为巨额贪腐等“大恶”被揭发，如果“大恶”不被发现，“小恶”似乎就能被继续掩盖。他提醒道，不可否认，这些“小恶”的危害同样巨大。屡屡上演的落马官员劣迹“井喷”，是一种提醒：反腐的视角必须更开阔，不能“选择性反腐”；不能只重点关注官员经济领域的腐败问题，而对工作决策失误、生活作风等“小恶”无所应对。否则，待到官员“恶”做大了，才会引起纪检部门的注意，为时晚矣。

　　“小恶”非小。评论者尹于世记起赖昌星曾说过的一句话：“不怕官员有原则，就怕官员没爱好。”他由此在《广州日报》上指出，官员的小爱好，有时会形成以趣味和关系代替原则与法纪的小圈子。而在更多论者看来，“小恶”正是权力霸道的铁证。杨立波在《现代金报》上指出，“只许输、不许赢”的霸王规则，显然颠覆了体育比赛的显规则和有赢有输的基本常识。官员尤其是“一把手”即便是娱乐运动也理所当然享受“第一”的权力快感，其专横霸道作风可见一斑。刘小川的观点和他相似：徐孟加等人连工作之余的体育锻炼也要发挥特权的“魔力”，官僚主义作风可见一斑。同样发表在红网上的汪涛的评论则干脆指出———市委书记的“皇帝球”正是“官本位”的自娱自乐。

　　另一些论者不满足于仅仅论证权力的霸道，他们更想追问“徐

　　三多”何以当上“土皇帝”。红网上，夏余才所写评论的观点是：权力过大和缺乏监管约束，导致当权者自我欲望愈加膨胀。刘昌海在《现代金报》指出，贪官“三多”的背后必然是“一少”，是他们手里的权力缺少约束。洪信良则在《钱江晚报》上表示，女陪练成副县级官员，是个引发人对权色媾和联想的话题，但最该深入反思的，不在于权色交易的问题，而在于权力制衡的问题。

　　随着徐孟加被立案调查，也是时候重提雅安市政府对于网络举报“徐三多”辟谣之事了。从辟谣到立案，两条消息虽然相差了大半年，但是前者还是无情证实了后者才是无中生有的“传闻”。

　　在论者汪锡钰看来，雅安市政府此前言之凿凿的辟谣，倒成了为腐败分子张目的“谣言”，好不尴尬。他在东方网上认为，刘铁男也好，徐孟加也好，都不应由其领导的本级组织辟谣。即使辟谣了，公信力也差，公众也很难相信。因为谁都知道，无论是地区还是单位的一把手，在其治理的范围内，说啥算啥，想让谁辟谣，谁能、谁敢不照办？他甚至建议，不妨由有关部门作出规定，本级组织不得为其一把手发布辟谣声明之类的文字。对已是死老虎的“徐三多”，论者自然可以尽情围殴。这样的言论，不能说多有意义，但同样不能说无意义，关键仍在于能否做到了防范下一个“三多”的出现。而现在，随着“徐三多”的倒掉，我们更愿意关注的是他的“三多”到底是多少。

关键词：三多土皇帝